时隔3个多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始陆续公布10个省份、单位的整改情况。
这些“报告单”，实际上是对2013年第二轮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接受“诊断”的，是吉林、山西、安徽、湖南、广东、云南6省以及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新华社、三峡集团4个单位。
中央巡视组在民间被视为“钦差大臣”，但自2003年中央巡视制度创立以来，“钦差大臣”的工作从未如此受到关注。巡视组关心哪些领域？整改情况传递了哪些信号？有哪些问题亟待处理？
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中央巡视组2013年第二轮巡视整改情况公开专栏”，已有除云南、湖南、三峡集团以外的7个省份、单位的整改情况。这些公开信息引起多家媒体转载。
处分“假干部”背后的吏治风暴
伪造工作经历的“假干部”钟立被免职、取消公务员身份、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是广东省梅州市劳教所原政委（副处级），他的父亲——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勇生也受到了处分。
这一信息在今年6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发布。通报称，广东省对中央巡视组抽查发现的17卷涉嫌弄虚作假的干部档案调查甄别，共发现档案存在问题的干部33人次，已分别作出严肃处理。
本轮巡视中，广东是最早公布整改通报的省份。2013年10月29日至12月29日，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广东，并于2014年2月26日反馈了巡视情况。与其他省份或单位相比，广东的巡视时长、反馈日期相差无几。
2014年4月14日，反馈巡视情况将近两个月之后，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通报，因参与钟立违规获取公务员身份或工作失职，梅州市、五华县10名处、科级领导干部受处分。《人民日报》次日进行了报道。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目前来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行政系统内部，都对任职干部有一定学历、工作经验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一些人通过人情关系进行干部选拔和晋升，就会发生上述情况。
剑指“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这无疑是2013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的特点之一。
已公布的7个省份、单位的整改通报均用较大篇幅介绍了该领域的治理情况。
其中，中共山西省委明确承认，中央巡视组反馈的关于干部档案“三龄两历一身份”（分别指：年龄、工龄、党龄；学历、工作经历；干部身份——记者注）不清、不实、不真问题比较突出。
这一结果，是山西省委派出的86名工作人员、11个检查组发现的。今年4月，他们按照“先市县、后省直”的顺序对全省216个管档单位，对干部人事档案专项清理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验收。
通报点名称，已对任云峰等3人涉嫌档案弄虚作假问题立案调查。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证，任云峰系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事实上，互联网上针对钟立、任云峰的举报，至少在2010年前后就已出现。这些“假干部”在巡视组反馈意见后，终于得到迟来的处分。
无独有偶，今年6月6日，中纪委常委俞贵麟也公开表示，国务院扶贫办存在“假党员、假学历、假干部”的处级职工。这加剧了舆论对干部选拔公正性的关注。
沈岿认为，党内对选拔干部早已出台一系列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也涉及到了用人方面的内容，“关键还是执行的问题”。
记者梳理已公布的7份整改通报发现，除了整治干部档案弄虚作假，吏治风暴还集中在裸官治理、违规破格提拔、违规入编、吃空饷等领域。
这些动向传递出了什么信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无论是选人、用人、工作还是监督，都要严格公开透明，这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方向。“只要不涉及保密，所有面向人民、面向公众、面向社会的权力运行过程都应该公开透明，以免出现造假或者其他问题。”
经济利益触动敏感神经
省级干部住宅面积超标，这个问题在中共吉林省委6月8日公布的整改报告里被明确地提了出来。
吉林方面的整治办法是“房改收费”：对规定面积以内的部分，按长春市房改政策执行；对超出面积的部分，按省直机关公房出售超面积实行的房改市场价计价。并且，省级干部住房今后将严格执行国家将出台的省部级干部有关待遇的规定。
6月6日，山西省委也在报告中表态，将按照中央的意见和要求，腾退丽华苑小区省级干部住房。
这是一项迟到9年的腾退行动。山西新闻网2005年已披露，建该小区是为了“解决省直单位无房和住房困难职工的住房问题”，有关部门当年即表态在清理小区的超标住房。
而在已结束的2014年第一轮巡视期间，中国青年报5月报道的河南省一别墅区，也存在使用廉租房用地建设省直机关小区的情况。
沈岿认为，反腐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要，对于过去的腐败问题，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一定要追究，二是为了今后着眼，从现在开始预防腐败。
“过去发生的一些违法情况，比如吉林省将超过的面积收费，该交的会员卡上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进行了赦免，是‘既往不咎’。”沈岿表示，如果只停留在此而没有未来的制度性方案，可能会引起民众的不满。
指向领导干部个人的经济利益，触动着民众敏感的神经。
记者注意到，吉林省公布的整改报告显示，3名副省级领导违规担任金融机构董事长，另有多名退休厅级干部担任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享受双重待遇。这些问题后被媒体批评。
目前公布的省份和单位中，商务部是最新发布整改通报的。这个与钱打交道密切的单位，被中央巡视组指出内贸资金一般采用“撒胡椒粉”方式平均分配；部分资金拨付后一直闲置；存在重复申领、虚报冒领等问题。
商务部采取了优化资金支持方向和分配方式、扩大地方自主权、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强化监督检查等系列措施，“配合审计、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加强对项目资金审批和使用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全程防控廉政风险，杜绝以权谋私。”
竹立家认为，这个问题至少提醒着，第一，重大工程和事项必须要通过各级人大来审查；第二，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重大的决策要进行民主集中制，不能一把手说了算。
他强调，依靠公众和舆论的参与决策，可以减少失误。
不过，经济利益同样成为舆论监督力量本身的高压线。作为官方媒体，新华通讯社在本轮巡视中被发现了“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问题。整改办法是：上海分社终止与交通银行合作协议，并退回交通银行尚未执行合同金额350万元。
既然有问题，就要敢于点名
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50余名厅级官员受处理——连日来，多家媒体关注到了这一点。不过也有媒体发现，并不是每个涉事官员、单位都会被点名。
“某”、“部分”、“有的”成为这些官员、单位的代名词。山西省的通报中，即有“针对某省直厅局党组2013年任命的15名正副处级领导干部未实行试用期问题”的表述。
有研究行政领域的受访学者评价称，如今看来，第二轮中央巡视比第一轮公开透明的程度要高，细化程度也更高。
“为什么不能具体点名呢，可能是我们现在普查中发现的问题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前述学者称，这体现了巡视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发现问题之后仍需要进一步调查。”
沈岿不同意这一点。他说，从政府公开、公民知情权的角度来说，反腐不应该是政府或执政党自己的事情，这是大家的事情，是所有民众关心的问题，应该公开。
沈岿认为，如果是完全没证据的问题，都不应该公开，因为案件还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已有证据，证明有一定的问题存在，还要进一步深入调查，那么把已有证据揭示出来的问题公布，也是可以的。
他表示，我国目前是通过执政党的系统再加上行政的系统来进行反腐工作。“如果纯粹是行政系统，我们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把相关的信息公开，但它是执政党和政府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对此，我们的立法没有做严格的要求。”
按照流程，在巡视反馈之后，对于中央巡视组决定的事项，将依据管理权限、各司其职等原则，分别移交中纪委、中组部有关部门或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并及时督办。新一阶段即将开始。
在沈岿看来，反腐是一个系统工程，事后追责不一定能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事前和事中的规范非常重要。而其中的一个要素就是媒体公开的程度究竟有多大、是否能比较自由地报道相关事件，内部的机制如何回应、能否回应外部需求，“比如，说明查到了哪些问题，涉及哪些人，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整改通报的行文风格，无疑是考量反腐诚意的标准之一。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今年3月14日下午，中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组长王和民召开各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时，针对一些单位“介绍情况多、强调客观原因多”的问题，他要求各单位整改工作既要就事论事，又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要举一反三。
“整改工作不是为了写报告、做文章，而是要真正改正问题、改进作风、推进工作。”他强调。
本报北京6月15日电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汪诗韵 王景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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